那時（十三年冬天），馮玉祥先生帶了國民軍第一軍，孫岳先生帶了國民軍第二軍，胡景翼先生帶了國民軍第三軍，都是革命的行動。孫岳、胡景翼兩位本來都是革命黨，實際，這件事和廣東孫中山先生有關(guān)系的，所以孫中山先生也就宣言要“北上”。在前，孫先生和段祺瑞、張作霖發(fā)生了聯(lián)系，合作討伐曹吳。不想這時段，段祺瑞深恐孫先生到了北京，他就不能和孫先生爭地位；他本是袁世凱部下龍、虎、狗三杰里的一只虎（龍是王士珍，狗是馮國璋），他很想繼承袁世凱的大位的（王士珍不歡喜爭權(quán)，也淡于名利），所以他不贊成袁世凱做皇帝，袁世凱“金匾”題名（袁世凱造了一座“石室”，里面置了一個“金匱”，匱里放一本冊子，題上三個人名，預(yù)備他死后揭開來看，誰是第一名，便繼承他的地位，段祺瑞也在里面），卻把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名列第一，預(yù)備傳位給他，被段祺瑞曉得了，自然更不贊成袁世凱做皇帝，并且露骨反對，才被袁世凱監(jiān)視了。袁世凱死后，馮國璋倒被舉了副總統(tǒng)，并且補了大總統(tǒng)，徐世昌也趕上他前頭，做了大總統(tǒng)，甚至曹錕也坐過這把椅子，段祺瑞自然不甘心這時再退讓了；所以他便“近水樓臺”（他住天津）一下子帶了他的幕中人章士釗、林長民、梁鴻志、李思浩一輩先到北京；他卻不肯繼承曹錕的大總統(tǒng)的“統(tǒng)”，自己以為他是革命的，就想出一個特別名詞，叫做“臨時執(zhí)政”，這還有一點怕孫先生來不得下臺的意思吧。

　　段祺瑞一到北京，立刻組織政府，發(fā)表梁鴻志做秘書長，龔心湛做內(nèi)務(wù)總長，吳光新做陸軍總長，李ＸＸ做海軍總長，章士釗司法總長，葉恭綽交通總長，攝政內(nèi)閣里三個次長留任，外交部沈瑞麟代理部務(wù)，農(nóng)商部劉治洲代理部務(wù)，教育部便是我代理部務(wù)，我對于“出處”向來自主，不和別人商量的，因為不當和人商量的，不過這時我為我的做官完全不是個人主義，此番應(yīng)該怎樣？便訪問幾位朋友，如張繼、王法勤、李大釗、馬裕藻等等，聽聽他們的意見，有些說：“段祺瑞也是軍閥，不做下去好?！庇行┱f：“教育部關(guān)系革命很大，我們不應(yīng)放棄，何況孫、段是有合作密契的?！蔽覐亩鄶?shù)的意見，就繼續(xù)做下去；可是，我成了直接的當家人了。幸而段祺瑞心上也沒有教育兩個字，所以推廣或革新教育根本不必談，我只把北京的大中小各校維持得好，雖則薪水不能不欠，我總每個月使各校的朋友相當滿意，尤其注意到中小學(xué)方面，所以大家對我“宛如家人”，我那時就感覺到應(yīng)該負責任的不積極去負責任，就自己搞糟了；我也掏不出腰包，不過我心心在這輩朋友和青年子弟身上，不怕麻煩，用些手段（我用的手段，絕對避開“陰謀”性質(zhì)，所以我向來反對對付人用手段，但是反對的是有“陰謀”性的手段），向財政總長麻煩：那時李思浩先生，可以說是很幫忙的，因為他總沒使我失望過。

　　這個時候，后藏的班禪喇嘛額爾德尼被逐，投奔中央；在清朝，他是“國師”，“國師”來朝，有特別禮節(jié)，經(jīng)過城門，要替他搭天橋，從橋上進城的（這是我據(jù)筆記的傳說，沒有查過《大清會典》），這時，自然兩樣了；但是，段祺瑞還拿皇帝接待“藩王”的儀式，賜宴一次，段祺瑞在臺上居中南面，獨占一桌“酒席”，班禪喇嘛在臺上右邊稍前一點，也是南面獨占一桌“酒席”，我們國務(wù)員和“滿蒙王公”，每桌六人，每個國務(wù)員配上滿蒙王公五人，大約有十多桌，都在臺下，當時還召了北京名角唱戲“侑酒”，譚叫天的孫子譚富英不過十八九歲，演了一出什么，我忘記了，然而他唱的是戲中戲，我是這出戲里的一個配角。

　　在我回杭州任一師校長的時候（十年），北京北大、師大的青年在杭州的，許多和我聯(lián)系了（那時，有馬黃黨的一個名詞，是杭州教育界保守派造出來的：黃是指黃人望先生，還委屈了蔣夢麟先生，稱他做蔣腿），他們認為我是可以發(fā)揮革命作用的，從我再到北京，益發(fā)有青年集中到我這邊。這時，北京地下工作的國民黨漸漸露面，共產(chǎn)黨也早在地下做工作，因為國民黨已容納了共產(chǎn)黨，所以，秘密的公開的只是國民黨，我被任做北京特別黨部的宣傳部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