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北大仍取教書不問別事的態(tài)度，因為一則我曉得自己沒有辦事的才能，在醫(yī)專的時候，還兼辦文書；但是，極平常的一件公事，我還不能辦得“恰到好處”，時時要湯爾和修改，覺得經過他改以后，就情理都合，因此，我便看得事真不易辦，也就不愿再問別事了。二則我從元年起，就決心做學術上的工作，便研究中國的文字，要寫一部《說文解字六書分纂》，——后來改了“體例”，叫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，這時興趣正是濃厚，又加我在北大擔任著老莊哲學的科目，感覺到莊周的學說和佛學太相象了，便要參考一下佛學，所以也沒有時間去問別事。

　　可是，事情找上我了，“平地一聲雷”的“五四運動”在我埋頭寫書的時候爆發(fā)了。這是八年五月四日；我完全沒有得到一些消息，突然聽到各大學的學生會集在天安門，要政府懲辦賣國賊，拒絕日本對膠濟鐵路的要求。還一條長蛇陣式直向趙家樓找賣國賊，趙家樓是外交總長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，當時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，聽到消息都逃避了。他們撲了個空，有人冒火了，便演成一出火燒趙家樓。因此。被認為現行犯的許多學生如許德珩、蔡海觀等都被捕了，這樣事態(tài)使擴大了，各大學都成了怠課狀態(tài)。

　　在學生和政府相持的狀態(tài)底下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寫了一張小小便條，說什么“民亦勞止，訖可小休”，“殺君馬者道旁兒”，一徑離開北京上天津了，失掉一個學生和政府中間的“第三方面”，事情更難辦了。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先生一天把“傳單”塞滿了他的西服上兩口袋，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樓上，把傳單雪片地往下散，因此，陳先生也被捉將官里去。

　　這時，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學（那時，國立的除北大稱大學以外，如法政、醫(yī)學、工業(yè)、農業(yè)，都是專門學校，還有男女兩個高師，一個明年便改做專門學校的美術，當時稱做八校，此外如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匯文大學等都是私立的）的校長無形的成了一個集團，各校教職員也各自組織起來了，學生自更不必說。

　　到了五月快要過完，沒有解決的希望，學生就想罷課。教職員方面怕一罷課學生就散了，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時候了，因此勸告學生，學生方面也有“持重”的，所以頭一次開會沒有通過。但是，他們想了分組游行演講的辦法，終究在五月底宣告罷課，教育園地里成了“遏密八音”的氣象。

　　演講隊在街頭巷尾，三五成群，高舉白布旗子，寫上“山東問題”等等口號，背了板凳，站在上面，向老百姓演講。起初大家理會不了，經他們“鍥而不舍”，終究喚起了群眾的覺悟。軍閥政府的領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，據說，他聽了三個賣國賊里面一個叫做陸宗輿的話，居然下毒手了，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學生（那時中學生也響應了）捉來，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（法學院），把他們當囚犯似地關著，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，都用兵圍著，校舍門外排列了帳篷，真有“連營七百里”的樣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