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泗原先生是我父親信賴的好手之一。他被教育部搶先要了去，讓他編寫工農(nóng)中學的語文課本。他每編成一冊，總要送到人教社來請我父親審閱。父親看他不但敬業(yè)，而且有自己的見地，富有舊籍知識，行文卻很平易；提什么意見，他都能接上茬，因而深悔當時沒有堅持。后來費了不少口舌，才把他調進人教社。蔣仲仁先生前頭已提到過，最初起草小學語文科課程標準就是他執(zhí)的筆。他好像當過許多年中小學教員，因關心語文教學，對我父親自稱為“老調”的那一套比較熟。父親還發(fā)現(xiàn)，他善于團結人。對一位黨員來說，這本是必要的條件。父親說他好像已經(jīng)成了習慣，不用想就做得十分妥帖，不使人感到壓力。社中人事糾紛，他順帶著就解決了。朱文叔先生小我父親一歲，衰老而多病。他是把編課本看作革命工作做的，自愿編小學語文，求好的心有點兒過了頭，因而老覺得別人不理解他。過些日子，他就含著眼淚對我父親發(fā)一通牢騷。發(fā)泄完了，父親問他怎么辦。他想了一會兒，嘀咕了一句“有啥辦法”，站起身來顫巍巍地走了。他讀報特認真，遇到病句就摘下來，分成類，供我父親寫評論做報告時做例子。還有張志公兄，調進了人教社也成為我父親可以信賴的好手，關于語文方面的一些煩瑣的來信，就請他代復了。

　　編寫生物學課本的也有一位好手——方宗熙先生。他是福建人，抗戰(zhàn)第二年去新加坡教書，跟著愈之先生做華僑的工作，日軍占領期間成了患難之交。日本投降后去英國專攻遺傳學。新中國成立，他正好結業(yè)，趕回北京找愈之先生，說要報效祖國。愈之先生把他介紹給我父親，父親讓他修訂《植物》課本和《動物》課本。沒隔多少天父親對我說，署里來了位留英的編輯，學生物的，知識廣博，叫我有事可向他請教，可約他寫稿。父親真?zhèn)€“得好手而信賴之”了。讓他接著編《生理》課本和《生物》課本，那時叫《人體解剖生理學》和《達爾文主義基礎》。先是他寫稿，我父親審讀，有意見寫在稿紙上，請他考慮修改；后來索性當面商量，畢其功于一役，變成兩人一同編寫了。宗熙先生也得其所哉，自夸說，把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寫得如此淺顯明白，還從未見過。